李钢：各位嘉宾、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出席这样一个会议。因为我报的发言题目在早期会议的开始，事实上新一轮的服务外包政策已然出台，我发言的题目也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我的演讲是对出台新一轮服务外包政策的思考，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提供政策咨询的建议。对于这一块因为大家都是业内的专业人士，很多东西都有了解，那我们现在就言归正传。

　　对于出台新一轮的服务外包政策大家也非常清楚，2006年商务部实施以来，在当时抓住服务外包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全球转移过程当中，为了产业的新生业态的发展机遇，出台了这样的政策，包括扶植服务外包的企业成长、人才培训、示范城市培育和发展，以及后面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包括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在我们的统计指标体系，还有公共服务平台等等。这些基础性的方面都给予了财税等方面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昨天也有很多业内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对我们十几年来外包的发展，特别是2006年以来在十一五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特别是昨天郭总在历史的纵深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深层次的一些思考。

　　事实上，新一轮的外包政策本身还是觉得应该有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的必要，而且加快出台是有背景的。

　　第一，服务绝对是后来居上，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世界大国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未来的发展，去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非常有限，世界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外包还是历史增长，我们国家整个的贸易投资发展去年有比较大的回落，贸易增长掉到个位数，内外资的增长也是小幅的负增长。

　　对于这样严峻的态势，未来十二五期间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目标，特别是今年年初我们又终于出台了十二五期间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规划，也确定了850亿美元到2015年服务外包的总额目标。结合我们十二五期间在2011年出台的服务贸易十二五规划，当时确立了到2015年我们要达到6000亿美元这样的目标。如果把进出口平分下来，我们到2015年整个服务贸易将要达到30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如果服务外包新型的业态能够占到接近三分之一的态势，对整个服务外包发展是强有力的支撑。对于我们整体来转变对外经济的发展方式，还有对未来服务外包的进一步追赶和缩小与印度的差距，应该说在新的形势下，出台这样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们的服务外包发展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领军型企业，还有广大的中小服务外包企业的迅速成长，去年达到了21000家，我看了基本的统计，大概在1000万美元服务外包执行额的中国企业不足700家，超过1亿美元规模的服务外包交付额的企业去年只有39家。最新的统计我们也能够感到我们的服务外包企业金字塔型的结构也基本确立了，当然在顶级型企业层面上，我们未来还有进一步缩小和并购的外包产业巨头差距的艰巨任务。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服务外包的政策当时的出台，实际上是以利用外资政策新的增长点，来设计我们当时的外包政策，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我们说的社会经济项目层面，扩大大学生就业等等这样的方面，有极好的社会的影响。特别是未来民生为本，保证居民收入倍增的计划，实现服务外包政策调整应该是应运而生的。

　　我们大概也有一个测算，去年的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这一块的执行额是300多亿，整个的服务外包执行额大概是400多亿，服务外包就业人数大概是400多万。实际上如果我们完成850亿美元的目标，未来还需要每年至少递增百万级的从业人员，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有较高的职业技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里面的一些机遇和挑战，我想就不再多说了。现行政策也已经取得了重大实效，未来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想重点谈一谈对于已经执行完的一些政策，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的必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调整这样的一种政策，完善这样政策的目标，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有一些思考。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在最初设计服务外包的国家政策上，实际上是以利用外资政策增长点的出发点来做整体设计的。这也符合从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来的非股权投资的理念，服务外包造成跨国公司投资的非股权的投资这样一种方式，跟其他的一些贸易投资方式是并行在一起的。

　　那新的一轮我们对外包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应该说是结合现实的一些发展。我们的贸易投资更加融合在一起，回归到了贸易政策的本质属性，或者叫大贸易政策。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更多的调整、转换到了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新业态去考虑，做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调整，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来对外开放这部分，要强化贸易投资与产业政策协调。大家也知道服务外包的产业，它的发展实际上也是跨越了贸易和投资，也跨越了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和合资贸易统计。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做统计，包括指标的设定，实际上在所谓的执行层面，特别是在协调和指导方面还是有一些侧重点的。从贸易政策本身来说，它的设计重点就是要求更多要符合我们的《外贸法》和《外资法》相关的要求，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产业发展实际，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要有一些新的理念和思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未来的发展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强化协调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做，不但是在统一指标体系上的协调工作，更实质的是在贸易政策实施方面更紧密、深层次、内在的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理念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结合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规模，在它比较弱小的时候，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扶持这样的弱小发展，没有参与国际竞争。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服务外包的世界第二大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认为我们未来的贸易政策，特别是服务外包的政策，应该是转换成更加合规的贸易促进政策。贸易促进政策的核心是有严格的规定。一个是在贸易促进方面对于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在行业领域内的专项技术援助，这是可以采用的扶植、促进的政策，包括我们搭建了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人才培训。第二个方面就是信息咨询，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他们特别需要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获得、获取更多的外部信息，由专业的机构提供更多的资讯服务。政府的贸易促进措施，更多是要由一些专业性的中介机构来进行提供，由早期的扶植政策，特别是在财税这些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新一轮的外包政策还有更多的思考。由扶植变为促进和更重要的理念上的转变。当然原有的一些政策，已经过去了六、七年，新一轮的政策我们也总结已有的政策，在新一轮的政策中给予更实质性的支持。

　　特别是未来离岸、在岸的发展，和我们的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壮大，更多需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分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对于这样一个发展目标来说，我们也想在新一轮的政策支持下，我们的外包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与外包的强国的政策，由业界共同努力来获得预期的成功和预期的目标。

　　里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考量，新一轮的政策实际上延续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另外在新的一些政策理念设计上进一步做大做强，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还有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想新一轮的外包政策里有很多的体现。

　　在新一轮的外包政策的总体框架设计上，我们是把政策属性，从属性、国际性等方面做了分析。在政策的具体建议上，我们新一轮政策已经涵盖了这样的内容，我在这里面(五、政策建议PPT)除了已经谈到的这些方面以外，我想强化一点我们需要更多的考虑原有政策设计，对于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有了新的认知，对于我们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引领作用和发挥地方的作用，有很多的建议，在产学研这样的平台上，我们认为未来还需进一步考虑中介组织的作用，期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加快，我们的中国服务外包协会的全国性中介机构尽早的建立。能够通过这样的机构对于未来中国的理念建设，未来趋向实质性改革能够向市场放权的尽量放还市场，我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在座的也有商务部主管的领导，还有地方的政府官员，我们也期望新一轮的外包政策出台在地方和企业层面上能够有更多的反响。

　　另外在地方一级配套政策出台方面，也能够符合国家总体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引导方向，结合自身的特点实现更多的差异化发展，共同打造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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