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制度管理原本是不错的管理工具，但是在实践中效果不尽理想，甚至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在领导体制健全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没有执行力，不如说是执行力遭遇了其对立面的阻击或者扭曲。这个对立面就是制度自由主义，尤其是高管团队中的制度自由主义。 |
制度自由主义的花样时时在更新，目前我们所能遇到的制度自由主义具有以下的特征和表现：
牢牢控制制度的执行权，自己不能正确执行，还不允许别人批评。在由此产生的质疑面前，努力证明自己是制度执行的正宗，仿佛只要“名正”就一定会“言顺”。
对上级的制度阳奉阴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在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中强调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为部门和小团体利益代言，以“从实际出发”要挟上级，直至影响到制度的制度和修改过程。
在向上级提供制度草案或者协商制定制度时，对自己留有“后门”，只想用制度要求别人，只想在制度中享有权利不愿履行义务，对别人一套自己一套。
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以制度的制定代替艰苦细致的工作，作表面文章。把制度制定出来只是应付检查，并没有打算认真执行。甚至对制度的制定都没有当回事，只是组织一班秀才作文字游戏。
执行制度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能自圆其说时，又乱改规则，让下级无所适从。
随意解释制度，把制度当作“猴皮筋”，用似是而非的伪概念糊弄群众。一方面用数字游戏逃避监管，另一方面利用制度管卡压，索贿受贿，打击报复。
对明显违背制度而自己不方便直接出面落实的事情故作不知，实际上是在授意、暗示、怂恿、默认、放任身边的人或者下属去做。自己扮当舆论的挡箭牌。
随意行使制度执行的随机处置权，造成“例外”的即成事实，迫使组织接受；甚至还要以减少损失、避免扩大影响为由以继续“支持”违规事件的善后事宜，形成让老实人吃亏的惯例。
“今官不问前朝事”，对于自己任职前发生的违反制度的事情，即使刚刚被举报或者败露，也认为与己无关，对“历史积案”不耐烦追究。
对下级擅自违反制度的事件，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明知不对也不予追究，或者久拖不决。因为怕得罪人、怕拔出萝卜带出泥，相互推诿冷处理。
顶风作案，对上级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我的地盘我做主。一方面心存侥幸，认为上级不会较真；另一方面反向攀比，认为还有更严重的违反制度的事情发生；自己对组织多有贡献，理应特殊对待。
制度自由主义的花样当然不止这些，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七年所列举的自由主义种种表现都会以新的面孔出现，而且是蓄意而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异己力量，使我们面临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严峻现实。制度自由主义尽管目前尚不会以公开对抗的形式出现，但也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制度自由主义和形形色色理论上的自由主义一样，来源于既得利益的取舍，强调个人权利，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奉行金钱特权和经济垄断权。只不过在利益多元化中的格局中，有意识地利用其间的零和关系左右逢源，善于以一方平安或者经济发展的政绩面目出现。
制度自由主义的出现有着新的时代特点：与经受过战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不同，坚持制度自由主义的人多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成长起来的，对其中的利益博弈耳濡目染；有的就是在一次次的博弈中胜出的，圈子意识大于公仆意识，博弈已经成为他们生存本能。“抓住机遇”、“把政策用够”、“危中有机”的另一面就是投机，实用主义和短期行为。在客观上，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多渠道，制度的制定往往面临着深层次的一些两难问题，投鼠忌器。比如，制度的规定不能一刀切，而必须切一刀才有可操作性；在经济自主权放开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效果又要通过各种“自主权”落地；事权、人权、财权很难统一等等。加上制定的执行监督难以到位，对制度博弈各种借口和行为的校正往往顾此失彼，给制度自由主义的蔓延留下了空间。
由于制度自由主义陈陈相因，目前空喊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提醒握有相当职权的领导干部不要与制度博弈，无异于与虎谋皮，不仅无效，而且显得可笑。因此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首先在制定制度时要有前瞻性，强化制度的可行性论证，认真分析制度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博弈，提出对付“对策”的对策预案，事后完善监督环节。其次，对领导干部进行集中的思想整顿是必要的，在思想教育中唱响主旋律，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中突出主流价值观的崇高地位，防止用多元化的小道理将大道理虚置。再次，注意从基层选拔和考聘青年干部，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任用。比如重庆千余处级干部的“大挪窝”，一方面需要对在博弈中成长起来的干部进行“换血”，另一方面可以打破本位主义的小圈子，对制度自由主义釜底抽薪，形成令行禁止的组织基础。
责任编辑：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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