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服务外包产业大变革——根本原因

　　服务外包业界都深谙，近两年是服务外包最为困难的两年，经历了辉煌成长期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遭遇了瓶颈，因此才会有去年文思和海辉的抱团取暖，又有今年文思海辉的私有化。无疑，对于服务外包企业的私有化举动而言，行业自身的大变革是其根本原因，其具体表现为：

　　（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先天不足”的弊端开始显现

　　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方式不同，我国服务外包是在政府的扶持下“被发展”，自2006年“千百十”工程启动，国家正式将服务外包纳入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转型的阶段，在产业发展的背后始终都离不开政府这个隐形“大手”的支持，缺少市场因素的推动，这同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有关。而印度服务外包起步早，在经过千年虫事件后正式踏入欧美市场。印度服务外包在国际产业分工潮流下应运而生，并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才逐步掌握了世界话语权。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在规模、专业能力和品牌等各方面同国际级企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和不足。2011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还停留在年人均0.75万美元，明显低于不少国家的人均水平。服务外包企业中员工数超过万人仅4家（印度5万人以上有7家），在近1.7万个服务外包企业中有50%以上的企业人数在500人以下，规模普遍不大。同时随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人才问题越来越突出。人才短缺、结构不合理、人才能力较弱、人才流失严重、人才供给不通畅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将有34万离岸外包人才缺口，每年50万外包人才缺口，5万高端外包人才缺口。此外，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知识产权保护、信任危机等因素一直都制约着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这些“先天性”的不足随着服务外包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向产业链高端升级的“短板”。

　　（二）外包回流、政治摩擦、汇率问题等导致离岸市场大幅缩水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放缓，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坎坷，全球主要发包方美国、欧盟、日本都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高主权债务、高财政赤字等问题一直都困扰着这些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就业，各国都在考虑减少产业的海外转移。欧美市场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兴起而重启内包潮流，很多欧美企业已陆续搬回了本国市场。而政治摩擦一直都是中日不可避免的矛盾。历史遗留的政治阴影，尤其近年争夺钓鱼岛主权引起的政治摩擦日益升温，波及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汇率风险也加大了企业离岸业务的压力。日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直接带来的就是中国企业利润的下降，尤其主要对日外包的企业，受到双重削减。如对日外包企业海隆软件，2011年对日软件外包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82.7%。2012年财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比减少4.83%。由于对日本客户主要采用日元结算，运用的远期结汇等金融工具已无法完全覆盖日元贬值带来的影响，日元贬值直接压缩公司净利润空间。相比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最大的竞争国印度却是卢比贬值，更加拉开了中印两国外包企业的利润差距。以上因素都导致我国离岸外包市场大幅缩水。而被给予了厚望的中国本土服务外包内需市场，尽管近年来增长迅速，但是由于作为发包主体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外包动力不足，因此距离市场的深层次挖掘及全面爆发还有一段距离。

　　（三）低成本“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低成本的竞争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大量加工贸易订单，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逐步接近甚至达到刘易斯拐点。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出现刘易斯拐点后，由于剩余劳动力已经为工业和服务业所吸收，就会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不足，工资的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引致相关产业走向衰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几年内加速攀升，目前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劣势。人力成本一直是国内服务外包企业最大的支出，约占营业收入的60%至70%。印度、泰国、越南等国不仅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劳动力规模比较大，对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将形成一定的冲击。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玲年说：“近几年，国内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已经由原来的15%～20%下降到5%～10%。其主要原因是人力成本上升。企业不可能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提高利润率。如果企业营收不能2倍于人力成本，行业不太可能保持前几年快速增长的态势。”

　　（四）服务外包行业自身发展规律产生的裂变

　　服务外包产业升级路径

　　经济本身有其发展规律，从产生、成长、转型、成熟甚至没落，每个产业都按其轨迹发展，服务外包业属于新兴产业，在国外发展了30多年，早已由最初的成本驱动发展模式转向了价值驱动模式，创新成为发展方向。以印度为代表，早已摆脱了成本时代，成功转型成为注重研发设计的服务外包品牌大国，位居产业链高端。随着国内外服务外包环境的改变和我国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迫使我国从以成本为导向的1.0时代向以价值为导向的2.0时代转变。产业发展要素由以成本、政策为主向以市场和资本为主、各要素协调互动，形成统一的服务外包产业生态系统升级演变。而我国服务外包起步晚、底子弱，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对于向产业链高端升级的要求还底气不足。柯特罗公司亚太区总裁柯普莱尼曾坦言，“我们公司现有63%的外包业务是在中国进行的，但高价值的知识流程外包中国仅占3%，这说明中国的服务外包层次较低。” 业内人士表示，据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预计，其2013年的“新兴”市场之一是英国，而中国服务商却在英国市场看不到太多商机，反而认为美国和北欧市场倒是淘金的好地方。中印两国软件服务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外包能力水平及所处的阶段不同。对于还未成长起来就遭受风雨洗礼的中国企业而言，显然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中有点力不从心，面对的无疑是一次裂骨式成长。

　　（五）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冲击

　　新技术革命离我们越来越近，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社会化商务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给服务外包行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有关数据表明，到2015年，我国云计算产业链规模将达7500亿至1万亿元；未来5年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将迈上万亿元台阶，发展空间巨大。这些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极大的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即数据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和新枢纽，并带来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主要表现为，产业化数据；社会化商务；平台化企业。对于急切转型的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而言，必须利用新兴技术促进商业模式的转变，才更加有把握决胜来自全球的竞争。曲玲年认为，以往，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营运模式是“为买家降低成本”，随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运用，社会经济活动网络化让“低成本”接近极致。为此，越来越多买家开始注重新商业模式的开拓，更倾向与提供创新服务的企业合作，共担风险和利润。云华时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昕也表示，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将使服务外包企业由“成本中心”变为“商业模式开发商”，告诉买家如何创造更多的利润。